前文提到，宪章第24条和第52条的规定使得加拿大接近美国的司法至上模式。
[vii]严格来说，规范性文件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上位概念，但实务中常常以前者代称后者。凯尔森认为，国家与人民之间亦为权利义务平等之关系，无区分之必要。
此外，法律制度的阶梯结构表明了法律渊源的等级性，[xxxii]在法源体系内部，尚可对法源做进一步区分。[xiii]参见［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民法总则》10条中广义法律的展开，包括但不限于违反强制性规定之民事行为效力、违反保护性规范之侵权责任、物权法定原则下的物权规范体系构建等命题。[xliii]［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91页。查沪房地资公［2000］98号之立法目的是对《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中有关公有房屋租赁管理提出如下实施意见，又查《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1条，其立法依据便包括《合同法》，且房屋租赁共同居住人乃三者共同规制之事项。
因此，沪房地资公［2000］98号、《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合同法》构成承租人死亡、共同居住人享有继续居住权事项上由一般到具体之规定，故沪房地资公［2000］98号之适用亦确实符合审理案件的需要。[xxxii]参见［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三、紧急权力法律制度的五种理论模式 在民主法治理念广泛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规训型紧急权力法律理论是当前紧急权力法律理论发展的主流，而例外型理论的两大主体——必要理论和特权理论——也逐渐被相对主义/调适模式和自由主义/例外法模式所改造、吸收：必要反成为限制紧急权力运行的标准，特权被要求最终接受主权者或其委托者的合法性审核。
[51]同上书，第297页以下。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调适模式在中国逐渐兴起。它由执行权所掌握：在有些政府中，制定法律的权力不是经常存在的，而且对于执行所需的快速来说，它的成员过于众多，因此它的行动也过于缓慢。政治动员模式虽然能提供强大而影响深刻的紧急权力，但是也存在运动式管理的变化不定、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影响过大等问题。
加拿大紧急状态法规定了四种紧急状态：公共福利紧急状态、公共秩序紧急状态、国际紧急状态和战争紧急状态。不得侵犯生命权等基本权利以及其他与应对某一紧急事件无关的权利，如不得在抗灾救灾期间搞种族歧视，南非、尼加拉瓜、葡萄牙、俄罗斯、秘鲁、匈牙利、亚美尼亚等国家宪法都规定某些基本权利不得侵犯。
这种模式下的紧急权力法律，只是为不受约束的紧急权力提供法律外壳而已。公众或民主代议机构将最终决定这些违法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将以国务院为首的各级人民政府定位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主体。在常态下，三权分立、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体制和法治秩序得以存在。
[73]因此，共产党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各种社会改造运动，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模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得到了采用。在任何一种政府紧急状态下，在人类智慧所能发明的学说中，再也没有比中止宪法条款这种学说危害更大的了。[5][德]施米特：《政治的神学：主权学说四论》，《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以下。
首先，调适模式适合中国国情。[26]在理论上，必要的这一法源特征得到了充分强调。
除经济危机以外，我国军队和武警几乎参与了所有其它类型紧急事件的治理。总之，与上述三大模式相比，在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确立的政体和国体的支持下，政治动员模式的紧急权力法律服务于动员这一最高目的，对于紧急权力的约束不够，并且其规范内容往往比较概括化、原则化，以便为动员提供充分的空间。
现代性法律所内在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等价值，在这类法律中让位于首要目标——动员。1.例外规范及其体制 例外规范是指应急预案。军队和其他臣民可随时被征召以协助驱散，任何公民和公务员可以伤害或杀死任一暴乱者，并免于刑事和民事的追责。[18]前引[2]，Mark Neocleous文。在法治观念日趋深入人心的今天，缺乏法律依据的紧急权力会备受质疑。进入专题： 紧急权力法 紧急权力理论 紧急权力模式 紧急状态 。
[35] (二)规训型紧急权力理论 1.委托专政与主权专政理论 专政不等于专制，更不是暴政。武装力量是法定的战争、内乱等传统紧急事件的治理主体。
列宁提出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建党原则，[74]这种做法也被中国共产党采取。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权威主义体制逐渐转型。
如今，一个覆盖全国各个组织的应急预案体系已基本形成。(三)现代：紧急权力、紧急状态法律在全球的勃兴 20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危机、劳资冲突等新型紧急事件的出现，传统的戒严法或围困状态法由于其军事统治色彩浓厚、仅限于应对战争和内乱、强制力度过大、公众较为反感等因素，逐渐退出民主法治深入发展的现代国家。
突发事件应对法、防震减灾法、《防汛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人民武装警察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赋予武装力量参与治理自然灾害、突发传染病、社会安全事件等新型紧急事件的法律职责。总统被授予不受制约的紧急处分权。另外，对于一切与公众有关的偶然事故和紧急事情，都不可能预见，因而法律也不可能都加以规定……所以，对于法律所没有规定的许多特殊事情，要留给执行权以相当范围的自由来加以处理。在国会议员被解散、新的选举未完成之前，总统不得宣告围困状态，除非面临战争，总统才能根据部长会议的建议在受到侵略威胁的地区宣告围困状态，但他必须尽快组建新的国会以审断该宣告。
紧急权力只能依赖于时势的迫切需要而存在。绝对主义/惯常模式、相对主义/调适模式、自由主义/例外法模式已经成为西方紧急权力法律理论的三大权威模式。
[80]从此以后，各方面法律制度在中国得到重建。专政展现了紧急权力接受法律规训的制度类型，但是古罗马共和时期还存在另一类紧急权力完全排斥法律的制度：中止一般执法活动(iustitium)。
并且，由于紧急权力不受制约，其发动与终结完全听凭于执政者的个人意志。[4]总之，在不同的时代，中国紧急权力法的形态和实践变化极大。
[25]在中世纪，必要完全处于法律之外，并且排斥法律。洛克认为特权是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1916年，英国在动乱的爱尔兰宣告戒严法，不过时任首相阿斯奎斯主张：尽管戒严法已被宣告，但它并未实施，所有的紧急行为都依据国土防卫法。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这本经典著作接连再版，其影响力再创新高。
[7]C. L.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 New Brunswick, N. J.：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pp.17-19. [8]治权是执政官从国王那里继承的一种原本的、统一的最高权力，以军事权力为基点，包括政府职能的权力和司法权。1920年10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正式冠名为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s Act)的法律。
1983年，位于日内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发起了一项世界性的紧急状态调研，一共调查了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14个国家，结果发现有9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中。[19]前引[2]，Mark Neocleous文。
如果拒不离开，将被捕下狱。例外法模式的例外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例外规范及其体制、例外措施和例外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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